在韓國，人名可大致分成兩種，韓文名加上對應的漢字名，以及純韓文名。

國際奧會和東奧組委會，可能手上有更多套的劇本。甚至還有施工現場的休息室沒有冷氣，而有勞工中暑死亡等另人不解的事件。

也就是說2020年東京奧運最後的參賽國家名單，在離開幕剩四個月時，都還無法作真正的確認。同年11月，就在離開幕不到10個月時，也沒有事先通知主辦城市的東京都知事的情況下，國際奧會擅自宣佈將2020東京奧運的馬拉松項目以及競走項目，改為北海道的札幌市舉辦。在這個情況下，所產生的後果，可能會比各國抵制來的更加嚴重，也會讓日本受到外交及經濟上的雙重打擊。其實細數自2012年申辦以來，2020東京奧運的進程就一直不是非常的順利。畢竟奧運會是一場集合近一萬名選手的大型活動賽事，而每一位選手都是該國的重要人才。

而目前已經有高爾夫選手宣佈在疫情沒有完全控制下，不會參加東京奧運的賽事。屆時到底會有多少國家願意派國家代表隊進入東京進行比賽，完全無法預測。不管它感染了多少人，它都不會被咎責，它也無法被咎責，有道德瑕疵的永遠是受到感染的人。

「你是誰？你從哪裡來？要去往何處？」身份首先是對個人的定位，為了將一個個流動的鮮活肉體確定下來的控管技術。只有確定了身份才能進一步區別健康者與感染者，進而確保病毒不會在國家內部擴散。新冠病毒並不固著於身份，它本質上是流動的。輿論在呼籲一種「人性」，亦即在當前的危難時刻，每個人都應當為了公眾的安全而自律的要求。

縱然它的致命性不及它的傳染力，但它依舊具備奪走生命的能耐，它也使特定的身份遭受汙名，並且傳染的範圍和廣度對國家安全問題構成直接的威脅。所以我們應當要問，這次的新冠病毒建構了什麼？它帶來了什麼？ 無罪的行動者 首先，新冠病毒具有的特性是這次疫情不容忽視的關鍵

原因不是因為人性險惡，而是把病毒的散佈歸因為道德缺失的結果事實上顛倒了兩者的因果關係。在疫情肆虐的非常時期，個人的健康不僅僅是個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到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安全考量。輿論在呼籲一種「人性」，亦即在當前的危難時刻，每個人都應當為了公眾的安全而自律的要求。當我們說病毒具有強大的傳染力時，事實上我們認可了病毒具有某種程度的能動性。

齊澤克那篇〈清晰的種族主義元素到對新冠病毒的歇斯底里〉（Clear racist element to hysteria over new coronavirus）道出了一個中肯的事實，全世界都在防堵中國人是多麼的荒謬和可笑。有感染疑慮的個體更是要嚴格遵循自主健康管理，甚至是自主隔離。雖然在大部分情況下這都取決於個人的意願，但是當有人在捷運上咳嗽卻沒有戴上口罩，當有人從疫區旅行回來卻沒有自行隔離，那麼輕則遭到譴責，重則受到法律制裁。「你是誰？你從哪裡來？要去往何處？」身份首先是對個人的定位，為了將一個個流動的鮮活肉體確定下來的控管技術。

也許我們可以換個角度去思考病毒肆虐帶來的影響。為了防堵病毒的蔓延，因而有必要加強對邊境的管控，嚴格篩檢入出境人口，確定往來人員的身份，隔離有健康疑慮的個體。

但是訴諸人性和道德的做法並不能阻止病毒的傳播。即便新冠病毒最初源於中國，即便它一開始感染的對像是中國人，但是病毒並不是依附在身份範疇之上，而是依附於流動中的身體，依附於轉瞬即逝的交談，觸碰等等的動作當中。

文：江世威（輔仁大學社會系碩士） 從去年年底至今，短短數月新冠肺炎全球確診案例已突破10萬關卡，各國先後淪陷，病毒在全球各地蔓延開來，一發不可收拾。新冠病毒並不固著於身份，它本質上是流動的。不管它感染了多少人，它都不會被咎責，它也無法被咎責，有道德瑕疵的永遠是受到感染的人。新冠病毒給特定的對象和行為帶來了道德責難，它是構成道德判斷的條件，但它本身卻超然於道德之外。病毒不只是消極的對於生命的剝奪，它也呼喚一種新的存有狀態，它不只是秩序的毀壞，它也是秩序的可能性。這也是為何此番疫情難以防範的原因。

只有確定了身份才能進一步區別健康者與感染者，進而確保病毒不會在國家內部擴散。病毒先於道德，確切的說是病毒造就了道德的界定。

也許一次不經意的寒暄，或是按下電梯按鍵的微小舉動，就足以讓病毒散播開來。這場與新冠病毒的戰役要以確定性的手段捕捉病毒難以捉摸的軌跡是極為不易的，但是相反的，沿著傳染的路徑，確定性的網絡卻逐步建立起來。

由無罪的病毒製造的道德事實 與此同時，各種關於人性和道德的訴求不斷被提出。因此病毒帶來的是關於生命，身份，國家三者之間的治理問題，它指出三者之間不可切割的一體性。

對病毒的道德指控是不可能的，一來它不具有有形的實體，它難以被識別，我們無從指認出它，那麼它也就無法被賦予任何的道德性質。疾病不是隱喻，它是昭示和揭露，它指認出社會事實形成的軌跡。總是有漏網之魚，感染的途徑太多了，有太多的可能，再鉅細靡遺的追蹤也無法擴及所有細節。藉由對既有的秩序造成的毀滅性後果，它掀開了一直以來被人們視為是真實的表層，開啟了通往另一種存有狀態的路徑，讓我們得以窺視秩序形成的過程。

指出特定的身份和地域也是無濟於事的。緊急狀態下的非常手段——病毒的失控以及隨之而來的防範措施 首先被串連起來的是生命，身份和國家。

這也是為何追蹤個人旅行史在這次的疫情裡成為重要的手段。我們會責備到重災區旅行的遊客，我們也會譴責在居家隔離期間到處趴趴走的疑似感染者，但我們不會譴責病毒。

被迫現身的社會——國家與身份認同的本源 新冠病毒的行動提供了一個視野，讓我們能夠理解社會秩序如何可能，社會的安全和穩固是如何建立起來的。病毒雖然有一定的行動力，但它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行為主體，因為它免除了一切的道德責難。

相較於它的致命性而言，它的傳染力更為強大，而且它本身難以被識別。這一點很重要，雖然因為疫情的擴散，公共活動減少了，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也降低了，但傳染不只是日常關係的中斷，它同時也串連起新的關係網絡。它侵門踏戶無視領土疆界，它將整體國民暴露於危險之中。因此，如果翻轉行動的順序，賦予病毒第一人稱的視野，讓它去行動和敘事，我們便能看見另一種真相。

就此而言它的行動是反本質的，但它所做的僅僅是製造出差異，使界線變得明確。試想一下，如果不是新冠肺炎的爆發，武漢的野味市場還會背負眾矢之的的道德指控嗎？中國人還會遭受前所未有的汙名嗎？個人的衛生，互動禮節問題還會上升到「人性」的層次嗎？早在人們將問題歸咎於特定群體的道德敗壞以前，病毒就讓他們背負了罪行。

病毒也可以是一個行動者，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它，我們就能看到不一樣的景象。每個人都有義務照顧好自己的衛生狀況。

縱然它的致命性不及它的傳染力，但它依舊具備奪走生命的能耐，它也使特定的身份遭受汙名，並且傳染的範圍和廣度對國家安全問題構成直接的威脅。所以我們應當要問，這次的新冠病毒建構了什麼？它帶來了什麼？ 無罪的行動者 首先，新冠病毒具有的特性是這次疫情不容忽視的關鍵。